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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化
德州运河文化的历史考察与借鉴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6年09月13日
    德州,古老而又年轻。文化积淀深厚。
    五千年的悠久岁月,既留下大禹治水的足迹,也记载着后羿射日的史诗;这里曾是“少康中兴”的舞台,更是董仲舒孜孜求学的所在。它东临渤海,西望太行,南依济郡,北靠津京。“地处九河津要,路通九省舟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明清以来一直以“神京门户”、“九达天衢”的美称而载入史册。
    历史上的德州是一个水患频发的地区,随着大自然的几度沧桑变迁,到四千多年前的五帝时期,一条奔腾咆哮的大河—黄河,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如同脱缰的野马,自高原或山地倾泻而下,流经到这里入海,给逐水草而居的先居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早在新石器时期,不屈不挠的德州人民就开展了不懈的治水斗争,大禹治水的英雄事迹,更激励着德州人民变水害为水利的决心和信心。举世闻名,开凿于隋代,繁荣于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德州段,就是治水传统的智慧与结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德州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运河文化是其中极富特色的一个代表。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1800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流域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当时沟通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为振兴民族经济,融合区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和永不磨灭的巨大作用。关于运河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三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算起,距今已有2493年的历史,如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会通河与通惠河凿竣为标志的全线贯通算起,至今也有715年的历史。千百年来,人民在开凿运河、管理运河、充分利用运河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即创造了运河文化。
一、运河文化与德州运河文化的概念
运河文化,属于一种跨水系、领域的区域性广义文化系统,是包括运河设计、开凿、管理、运营在内的,沿运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的总和.包涵着极为丰富的精神理念和文化底蕴,是我国传统思想、社会综合状况和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运河的开凿、走向、定名、管理模式及其社会功能,除受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外。都是由当时社会的哲学理念、政治和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综合条件所决定的。反过来,运河的开凿和通航、漕运的兴旺和商业的发展,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文化、社会结构、导致沿运河流域包括德州在内的各区域文化通过广泛的交流接触,逐步实现深层次、广角度的融合和发展。
一条悄然流淌的人工河,并不构成特定的文化概念,只有当她对整个流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居民成份、居情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深度影响,造就出独特的社会群体和独特的文化形态,才能构成一种动态开放的广义文化系统。京杭大运河德州段,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全长141公里,其中:卫运河96公里,南运河45公里。属漳卫南运河系。上游有漳河、卫河。两河並行至河北省館陶县徐万仓相汇后称卫运河,自四女寺水利枢纽节制闸至天津段称南运河。德州段运河原为汉屯氏河,隋之永济渠。自元至元十九年(1282)始开通济州河、会运河后称大运河。当时,临清至天津段称御河,也称卫河(因春秋时属卫地)。至清代始称南运河.德州段运河河道自隋、唐兴起,北宋时被黄河夺流,黄河改道后曾一度使“御河湮滅,失馈运之利”。金代,由于战乱,运河或通或塞,当时只有德州段通运,於是金朝廷於天会七年(1129)在德州置陵仓,以利漕储运。到元代德州段运河已成为全国漕运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元朝廷将陵仓改为陵州仓,並在此设直捕盜司、达鲁花赤、盐支大使等。年漕运能力由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151.3万余石,到泰定三年(1326)增至335.1万余石,所以运河上常常是“舳舻首尾相銜,密次若鱗甲”。特別是明代和前清时,运河中兴达到鼎盛,德州段运河递运南粮赴通州量达400-600万石左右,並成为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漕粮转运和开展贸易的重地。当时德州仓辖兑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粮食交到仓口,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都占运河各港口之首。清代中叶,由于海运逐渐兴起,加以黄、淮、运交会处——清口逐渐淤塞,河运逐渐衰落。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运河受埋,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漕运全线停止。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海运发展和铁路的修筑,加上政局的混乱与动荡,统治者对它的整治与管理日渐废弛,德州段运河更趋残破,当时德州以南至临清段运河,河面宽100米左右,水深一般在2米左右,虽河道弯曲,水势迂缓,舟楫通畅,可航载重仅2-3万公斤的木船﹔德州至天津段运道,亦可航行吃水较浅的汽船。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除进行堤防岁修外,在1958年和1972年进行了两次治理工程,並多次拨款修建德州段沿河的港口、码头,其中德州港岸线长700米,装卸码头5座,货场面积4.9万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天津经德州至济宁一线,仍可憑借帆船进行小量运输。60年代,德州段运河年货运量仍可达125.5万吨,年客运量达2万人次。但由于沿河工农业用水迅速增长,尤其是上游建成岳城水庫后,航运水源逐渐枯竭,至70年代末因河道常年干涸而停航。
德州运河文化,是指运河文化在京杭大运河德州段的显现,是自运河贯通之后,德州人民在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以及在某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或领域的一切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总和。德州段运河自隋代开凿之始至其鼎盛乃至衰落的漫长岁月中,积淀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体现着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热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闪耀着不尽的光辉。
二、德州运河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运河文化的内涵是指沿运河各自然水系,不同文化区、不同民族、不同社团、不同阶层在运河文化系统的作用下,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扬弃融汇,在政治、经济、军事、商业、教育、文化、科技、艺术、民俗、哲学、宗教等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现象。其表现形式,则是指由跨流域通航所导致的原流域文化表现形式的改变,以及因原流域文化表现形式改变而产生的各种物质存在形态等,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自新石器时代始,沿运河流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如以血缘关系维系的马家滨、良渚、龙山文化,到历史时期以地缘关系维系的齐鲁、燕赵、吴越、荆楚文化等。这些不同的、互不隶属的文化区之所以能够逐步发展成为中华一统文明,除三皇五帝以来形成的哲学思想、传统理念、政治和礼仪制度的综合作用外,京杭大运河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她像一张充满活力的网状大动脉,把自然流域和各个不同文化区连续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自然水系和人工河道网带状运河文化,成为维系全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
    一条大运河,绵延数千里,通达数百年,谈何容易!就是在这条来之不易、保之更难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上,德州段呈现出永载史册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形式:
    天人合一的治水思想 德州地处京杭大运河北段,自古就是一个多河流的地区,禹王治水疏浚九河,本地就有鬲津、马颊、胡苏、钩盘、徒骇五条。大运河从隋大业四年(584)始凿,到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凿通济州河和会通河,与三年后(1292)凿通的通惠河(又称北运河)相连接,标志着全线贯通。劳动人民在开凿和治理运河的过程中,以聪明的才智和艰苦的劳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发明创新,不断从失败走向成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经验,终于实现了治运通航的意愿,创造了令世瞩目的科技文明。为解决黄河决堤淤塞,人们采取了“避黄保运”、“浅涨保运”的防范措施,为克服水源不足和控制运河水位,因势利导,引水充源,保证运道畅通。明清时期,统治者分别在运河德州段内,建有四女树(今四女寺)减水闸和哨马营滚水土霸。“浅汶、卫诸水入之。”这些成果是自大禹治水以来,劳动人民为变水害为水利,前赴后继,不懈努力,不断探索,长期积累的智慧和结晶。
中华一统的政治保障 运河因政治、军事和经济需要而开凿,更因通航、漕运而发达。因此,漕运文化也因漕运兴起而兴起,漕运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封建王朝实施南粮北运,解决官兵粮食供给和国库存储的重要措施,也是封建王朝巩固政权、维护政治的需要,同时反映了作为封建王朝的行为特征。地当“南北要冲”的德州,堪称“九达天衢”、“神京门户”的“河渠要害”之地。元代在德州就设置漕舟、役夫和运军。明设德州正卫、左卫,领军7149人。明永乐年间,漕运至北京的粮食达500万石以上。宣德七年(1417),北运漕粮最高达674余万石。明代“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每船运米约500石。成化八年(1472)漕粮运量“始定400万石,自后以为常”。如按成化八年(1472)规定的北运漕粮400万石推算,德州段运河的船舶年通过量约在8000艘次以上。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黄河屡决,运道受阻,漕粮运量不断减少,但年运量仍保持在200万石以上。清初一百多年间,京杭运河漕粮运量基本上保持在每年400万石的水平。为了保证漕运畅通,封建王朝沿河设都漕运使、运司;修筑城池,驻守重兵,仅德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就分别设有德州卫、德州左卫、十二连营和满州驻防兵。封建皇帝和官僚也不时沿运河经德州南巡,通过京杭大运河实现对东部繁荣地区的严密统治,使运河成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和维系中华一统格局的政治纽带。
    兴旺发达的物资交流 漕运的畅通,密切了沿运河流域各不同物资产区的经济联系,官商乃至民间商贾,凭借着纵横交错的水上交通网和便捷的舟楫之利往来其间,有力地推动了东西南北的物资交流。德州运河因有浮桥之故,南北船只经德州须落帆停船等候过浮桥口,有的货船准予就地卸货转销各州县,因而德州成为当时最繁忙的河港和北方较大的货物集散中心。河道帆樯如林,两岸货物堆积如山。运入德州的货物,不仅有南方的竹林、木材、布匹,以及江西的陶器、湖北的桐油、浙江的红白糖等,还有山西的木材和北方的毛皮等等。从德州运出的货物有棉花、各种干鲜果品以及粮食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等等。明代以前多是南粮北运,后期多为货物交换。自元代开浚会通河,江南漕船经德州运河段可直达通州算起,至清末宣布废弃漕运为止,元明清三代相继推行漕运制度前后绵延600多年。因而,德州运河的运输业也就兴盛繁荣了600多年,最兴盛繁荣的明清时期前后延续400多年。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运河在历代漕运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这条当时唯一的南北运输大动脉,带来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全国各大市场间的联系,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空前繁荣的商贸经济 德州“居运道之北”,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要冲之区”和“控制齐鲁、京津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和鲁西北政治、经济中心。在漫长的古代,凭籍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创造了令世瞩目的繁盛商贸经济,出现了“巨艘列河干,官商舶鳞集”,“麻拥于州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诗人这样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玉帛碧碗堆如山”。到明永乐年间,德州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九达之衢,商贾集都会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此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众”。经明至清,德州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个州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大商业城市之一。此说,历史上确有记载。《明史·食货志·商税》载:由于国库亏空,朝廷下令“于京省商贾凑集,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田凡五倍。”这种商贾凑集的大城市共33个。另据《大明会典·钞法》载:宣德“四年,令顺天、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共三十三个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摊五倍,候钞法通行止”。由此,足见德州商贸业的发达繁荣程度及其在全国城市中的位次。
在商贸业的刺激和带动下,德州的手工业、加工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当时,蓬勃兴起的手工业、加工工业就近20个行业。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食品加工业中的佼佼者,其产品“驰名中外”、“味压南北”,有神州一奇之美称;延寿堂配制的回生再造丸,深受群众欢迎;起源于龙山文化的“美陶”,至今仍为赠送国内外友人的贵重礼品;还有竹木器、铜铁器、纺织、酿酒、红炉等各业蓬勃兴起,都富有运河文化的特征。在农业方面,棉花、瓜果等成为德州商品农业的大宗。栽培历史悠久,素享盛名的德州西瓜,誉振“京沪平津”,历久不衰。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又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清代中后期,德州一带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商品流通和内河运输业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海纳百川的社会结构 大运河纵贯南北,横连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古代中国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运输大动脉。大规模的漕运、跨流域商贸经济带的形成,吸引着汉、回、蒙、满等不同民族,大量河工、船户、水手、搬运工人、手工业者、官僚、衙役、军兵、商贾、僧道教众等不同阶层与德州居民杂居共处于运河沿线,导致了德州段运河沿线民众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社会团体结构,如不同的宗教团体、帮会团体、地方会馆、各类学校等,促进了不同文化区和不同社团的传统理念、价值形态、文化习俗得以在德州区域内互相交流,融会发展。
星罗棋布的城区街巷 德州原是鲁西北地区的一个普通城镇。便捷的交通,繁荣的经济,使德州成为人们向往的聚居地,人口密度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了德州的崛起,原来出于荒芜原野和散居状态的德州,在运河通航的带动下,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都市,被称为河漕“要害之冲”和“咽喉”之区。她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军事城防转变为商业城市,逐步发展成商贾云集、百业兴旺的大都市,就像苍穹银河闪耀的一颗繁星,点缀在运河之畔,构成了独特的都市格局。后晋天福元年,在德州就设有沿河巡检使;金设防御使;元设管河州同;明设德州卫、城守营;清设满州营、德州营等官署,专管河道、漕运之事。因此,德州有72衙门之称。朝廷命官纷至沓来,金钗玉坠招摇过市,更加刺激了消费和流通,全城文风呼啸,交易沸腾。德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西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以前,德州的人口并不多。元代的德州也只有2800多户、16800多人。到明成化十八年(1482),德州人口才5425户、43128人。在历经明清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清代前期在工商业恢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到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德州城区人口已达35550户、160700人,远远超过明代规模。因此,城区不断扩大。清乾隆时,城区街巷71条,其中城内32条;城外39条。每条街巷的名字几乎都与运河相关联,每条道路都显现着运河文化的特色。官衙顺街而建,寺院面河而立,民居傍水而筑,各具特点,风格迥异。最能体现德州运河区域居民风貌的当属竹竿巷以及与之相连的水馆驿和小竹竿巷等几条街道上的建筑群。这些商业居民建筑,都具有着顺天然、亲人和朴素无华的个性特征。门户开敝、分区自由的空间结构;结构紧凑、方便实用的商业功能。它虽没有北方四合院的矜特,也没有江南粉壁飞檐的轻柔,却又摘取了北方建筑的几分稳重和南方建筑的几分灵巧,而形成德州城镇的文化特色。
    百花齐放的民俗文艺 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和民间艺术的发展。德州运河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来自不同文化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群,集古今中外文化之精粹,融南北民俗之神韵。城内书院林立、人才荟萃、文化昌盛;宗教信仰、民间艺术、曲艺杂耍、饮食起居、服饰礼仪、殡丧嫁娶、迎送往来等民俗风情,随着大运河人员、物资大流动而呈现出百花齐放、融汇发展的格局。词汇数量庞大的、几乎包括所有行业门类的暗语切口和手势,广泛流行于德州运河两岸;各种帮会组织的形成,以及天主教的迅速传播等都是德州民俗文化的突出表现。
    独领风骚的古迹名胜 运河的开凿、通航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为德州留下丰富的、独领风骚的历史文化遗迹和文物古迹。德州运河本身的各类设施,如河道、码头及其附属建筑;古城街巷、特色民居、道观庙宇、教堂楼所、地方会馆、官商庭院、名人遗迹、官贾园林等等,构成了德州独具特色的建筑群落和文物名胜,展现出绚丽多姿的运河文化风貌。长眠于德州运河东岸的苏禄国东王,已成为中菲文化交流史上的见证和德州运河文化与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为中华民族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州运河文化所包含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包罗万象的。千百年来,她极大地影响着德州,有力地塑造着德州,影响和改进着德州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各种生活方式,引导德州人们逐步走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如此悠久、丰富而深厚的传统文化,不要说由谁轻易地做出什么“结论”,就是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头绪来,也是很难做到的。愿广大有识之士深入研究,共同探讨。
    三、德州运河文化的历史考察和借鉴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运河辉煌已成为历史。尽管如此,“以史为鉴,大有裨益”。为更好地借鉴历史,我们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对德州段运河文化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其形成轨迹和底蕴,探索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科学地总结历史,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为德州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德州与运河兴衰休戚相关 在古代,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是车和船。而借水行舟要比人力车或畜力车搞运输更为省力、省费、省时间。所以,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成为我国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首先给德州沿运地区带来了“兴水之利”和商贸经济的兴盛和繁荣。为确保运河畅通,德州人民在土地、水利资源上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在运河的开凿、改造、治理与维护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智慧,也铸造了运河文化的辉煌。明清时期,德州为京杭运河上的主要对外商埠之一。由于社会动乱和经济地理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由于铁路和海运的兴起,黄河截运以及水源问题未得到解决,清廷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令,漕粮折银,运河停运。从此,运河废而不治,德州段虽有少量的民间运输,但却失去了往日辉煌,旧时的风光日趋暗淡。运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在广阔的地域凝滞或消失,千百年来形成的运河文化,也被搁置一边。随着运河的废弃,德州也日渐衰落。
由此可以看出,交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位置是何等的重要!没有畅达的交通,便不能很好的开放交流,人们的思想势必保守,经济必然发展缓慢,社会发展必然滞后。因此,我们在运筹经济工作,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一定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战略家的眼光及胆识,抓好交通建设,把包括水运在内的交通事业作为经济建设的“先行官”而破关夺隘,以交通线为生活线去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路通则兴,路塞则衰。我们应当深刻体味运河文化教育真谛。
运河为德州对外开放开辟了大通道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和德州运河文化形成过程的演进,人们思想观念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长期生活在当时这个封闭式小城镇的德州人,开始走出德州,去领略外部世界,感受人类文明,走向文明。但更多的是,外地人纷至沓来,驻足德州,或务工,或经商,使运河两岸逐步热闹起来,这种“热闹”又由码头一带辐射全城,进而辐射到周边广大城乡。德州逐步成为“富庶甲齐郡”、“南船北马,百货萃聚”的“水陆要害之枢”;运河北段的交通枢纽;水旱大码头“兵民杂处,商贾借居”;署衙林立的鲁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当时的德州是“百物聚处,商贾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这一切都极大地刺激和影响着德州人,使之于耳濡目染中发生了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秦晋商贾富豪的富裕生活、旺盛的购买力,使他们由好奇、羡慕,进而仿效,也纷纷做起了各种手艺,在努力满足“商贾云集”之衣、食、住、行需要的同时,从经贸繁荣中赚钱,获得比种田更大的效益。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弃农进城务工经商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追求。同时也使人们的产业观念发生变化,逐步向商品经济发展。在农业上,以棉花、林果业为重点,带动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在手工业上,以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木器加工业为重点,带动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业,是德州兴起最早,也是最为活跃的行业。商业的发展,刺激带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农业与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德州商业的兴起和繁荣,与周边城镇相比,在文明进程中领先了一大步。以外地人为主、本地人为辅的德州经商者们,亦相应地比世代务农的农民们显得精明了许多,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买卖争分文”,在生意场上司空见惯。“漫天要价,摸地还钱”,是至今流传在德州城乡的一句耐人寻味的口头语,更是当年德州在生意场的真实写照。当时,有句顺口溜这样描绘德州人:“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外商到州城,一精也不精。”道出了在几百年经商传统中德州人炼就的那种善于驾驭天时、地利、人和的灵巧、机警、随和而又坚韧的经商气质。
德州运河文化内涵丰富,既有本地、母体、传统的文化基因,又有来自外地的文化因素。就物质文化来说,德州地区属于黄河文化,而黄河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农业文化。大运河贯通后逐步兴起的运河文化,最大特点是在农业文化之中融进了商业文化,这主要表现在棉花、林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筑建于农业商品化生产之上的棉、丝纺织业和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结果,使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则是导致自然经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因此,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融合,在当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德州运河文化先进性的本质所在。
就精神文化而言,德州为齐鲁之邦、燕赵之邻,齐鲁、燕赵文化是德州运河文化的基因。随着运河贯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京津、江浙、秦晋等各地文化的传入,与齐鲁、燕赵文化相交融,使得德州运河文化具有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德州运河文化的先进性,是其以开放的姿态、虚心的态度,学习吸纳各地文化精华的结果。正是在其影响下,社会生产力才得到解放;传统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被打破;商品经济大发展,孕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昭示着社会生产关系势必发生变革。“本地抛农务,群情逐贸迁”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在商品经济推动下,德州区域经济奇迹般的发展,也透视出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幼芽。但是,由于当时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占重要地位,在资本主义萌芽所出现的生产单位里,封建势力大量存在,使得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场,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又由于封建王朝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无情的摧残和打击,致使其发展异常缓慢。尽管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毕竟是德州区域社会经济中的新因素,它的出现,标志着德州区域封建经济逐步走向缓慢解体的道路。
外来文化占居了上风 德州地处齐鲁燕赵交界之地,一向以儒家文化、毛(苌)、韩(婴)诗学文化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然而,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运河文化俏然走来之时,本地固守的传统文化不得不退却几分。“重义轻利”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观点;“文不经商,士不理财”是本地居民世代固守的信条。运河文化则是以浓重的商业气息出现在人们面前,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因河兴商,因商兴市,德州人在实实在在地享受着运河文化的实惠。纺织、印染、皮草、制烟、酿造、酱菜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日用器具制造等手工业蓬勃兴起,并将生产出大量商品参与社会交流,吸引着大批外地客商前来批购货物。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从业人员越是增加。从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的德州人们,生活富裕购买力旺盛,从而奠定了城市繁荣的基础。清末,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加工业的发展,德州经济实力进步增强,以棉花种植和加工业发达的德州,“其出产以粮食、棉花、花生、瓜菜为大宗”,支持着德州的雄厚实力。商业和商品生产带来的经济变化,使人们在不否定传统文化的情况下,逐步接受了运河文化,并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了一定位置。
就社会形态而言,封建制度较奴隶制度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而集中代表封建阶级利益的儒家文化,则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只是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即将破土之时,儒家文化才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特别是对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物质文明所起的作用远不如运河文化大。当然,运河文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融汇了包括齐鲁、燕赵、江浙、秦晋等多种文化成份在内的兼容性文化。但运河文化的形成,绝不是多种文化成份的等量相加,而是既有渗透融汇,又有冲击、排斥。明显的事实是,在多种文化渗透、融汇中,“利”占了“义的”上风,商业文化占了礼仪文化的上风。融汇而成的运河文化,其显著特征是发展商品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在运河文化的推动和影响下,德州区域的工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大振,一跃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百货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百姓,不事耕桑。”德州工商经济的发展,既为封建王朝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富裕了当地百姓。运河文化在短短的数百年间,起到了传统文化一两千年没有起到的作用。
在德州运河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既有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也有教训,这些教训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京杭大运河贯通前,德州区域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较为严重,小农经济、小农意识盛行,特别是在开凿大运河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之时,人们总是患得患失,且“不乏争斗诉讼”之事。而大运河贯通后,由于大自然是诸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屡有决堤、淤塞、断流之事,随之而来的即是护理、疏浚、改道等治水之举。在这些过程中,不仅有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且破坏了大量耕地,给沿运河两岸的人们带来许多凄苦和灾难。为保漕运,官府派员对河道严加管理,大旱之年也不准百姓取水浇田,而且过高的河堤截断了诸多河水的流通,形成了大片的盐碱荒地,给农业生产造成诸多损失。当运河贯通、商品经济大潮来临之时,对本地自然经济形成极大冲击,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前提下,使社会产生了两级分化,出现了较大的贫富悬殊。明清时期,德州区域内商贸业相当发达,但城区的工商各业和诸多的作坊、店铺大都是外地人创办的,而真正属于本地人创办、领办的较少,这在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外商外资介入德州的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件好事,应予以欢迎和支持。但本地人不应由此而产生的依赖思想,长期处于从动地位,而应在外因的作用下,使内因发生变化,积极主动地同外地客人携手并肩,共同发展德州经济。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市面上还出现一些无序竞争、不平等竞争及其他不规范行为,以至于“同行是冤家”、“对门是对头”,哄抬物价,高利盘剥,欺行霸市,假冒伪劣,尔虞我诈等,严重地阻碍了德州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出现了地痞流氓、街霸恶棍、妓院、烟馆、赌场等社会黑势力和伤风败俗的场所,曾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四、德州运河文化对现实的启示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通航,凝聚着历代德州建设者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积淀了千百年来的科技文明和治水经验,是人类尊重自然法则、科学规律,与大自然交互发展的伟大成果,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是德州文明史上的又一座历史丰碑。
历史通常是按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不断演进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类事物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是在更高一级层次上的再现,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研究德州运河文化,弄清德州段运河在以往历史时期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把握德州运河文化生产、发展及其运动规律,对于弘扬中华文明、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社会进步、振兴民族经济,提高德州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上历史事实,无疑是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农业文明中打入了一个楔子——商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分别代表的生产力形态而论,商业文化要优于、先进于农业文明。从发展规律来说,先进的总要战胜落后的,农业文明总要向更高的方向发展,即接受先进文化的影响。从当前的现代化建设说,无论是调整产业结构,还是增加农业的比较效益,均离不开商业文明。现代化的农业不是自给自足,而是面向市场交换;也不是低层次、守株待兔式和静态的,而是高效、有的放矢和动态的。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农产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不是自流式的,而是符合市场规律要求的订单式农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文明尚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不能一概排斥。德州是一个农业大市,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社会结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能力的增强已有很大改变,但一个仍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众多的农民不能都进城,也不可能同步城市化。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逐步提升,改进农业文明,而不能奢望抛弃、排斥农业文明。运河文化是商业文化,运河经济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本身就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本身是瞬息万变的,是信息经济。搞市场经济就要抢抓机遇、抓信息。信息不灵、市场不大,也难畅;机遇稍纵即逝。过去德州城市的崛起,均是抓住机遇,扩大交流开放的奇迹。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更多机遇和挑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更进一步深思。
更令人深思的是,伴随漕运兴起的德州区域经济,在漕运废弃之后即默默无闻,昔日的辉煌仅成为尘封的记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外力,更需内力。德州沿运地区的经济之所以在当时大发展,主要是运河贯通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一条大通道。巨大的信息、资金、物资和人才流,使德州区域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在商业文化的撞击下更新观念,在南北交流中相互借鉴,在客观考察和比较下明白自身的位次,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也就是说,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周边经济文化的大交流,但仅凭这一点也是不行的,更重要的还是内力。在参与开放和交流的过程中,不能仅靠外地商人繁荣本地经济,或搞一点仰人鼻息的出租、租赁等坐获渔人之利的简单之举,而是要学习真本领,增长真才干,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开发自身资源,形成独具特色的拳头产品、产业;建起自己的经济基础,形成依靠自己独立发展的稳定格局。当年驰名中外的制陶业,威震京省的编织业、纺织业,以及棉花、瓜果等商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曾作为德州的特色经济闻名遐迩,为德州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开发自身资源,形成科技含量高的特色产品、产业,仍是一道没终结的课题,否则,人兴我兴,人亡我蔫,是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再就是,要发展旅游,带动商贸。商业文化的特点是动。不动,没有或者形不成强大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流,也就不会有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在商品经济必需的“四流”中,人流是关键。人来了,其他都来了,而吸引人流的捷径是旅游,旅游引来了人,也就带动了商贸。发展旅游,就要开发旅游资源,就要提高城市文化品味和增加城市文化内涵。当然,这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如果说,借漕运兴起,德州沿运城镇抓住机遇赢得一时辉煌固然可喜,但漕运衰落即辉煌不再,亦应深深三思。在新的时期,我们只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未雨绸缪,把运河经济的发展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定能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
    我国的城郡,自古以来都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先秦城郡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秦以降,城郡改为地方的治所,是全国行政系统的网点,又是重兵驻守的仓储之地,负有对历代统治者的政治使命。德州城市的兴衰,体现了城市发展史的基本脉胳的特点,代表和蕴涵着城市文化的积淀和灵魂。德州城市文化是德州运河文化的亮点,更是自己的灵魂。探讨德州运河文化的启示,德州城市文化必不可少。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审视德州文化,应当首先注意延续历史文脉。城市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各种建筑与构筑物的新陈代谢交替不息,这是客观事实。但一些优秀的建筑,作为时代文化的里程碑,作为城市文化的标志之一,是城市的无价之宝,需要很好地保护。保护好优秀的古代建筑,就是保存和延续了城市的文化脉络,就为城市文化增添了艺术光彩。如果通过一些古建筑的保护、重修,使一些退了色的地方特色再现,这绝不是历史的“复旧,而是不断增入新的内容和标志。其次,构筑现代城市,必须提高城市品位。任何一座城市,人们最乐意的是向外来人介绍和炫耀当地仅有的名胜古迹和标志性建筑。因它们显示着祖先的荣耀,体现着当地的特色,使人们有资格在脸上洋溢自豪。也就是说,文化品位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城市的整体形象,它能造就一种催人奋进、凝聚人心的良好环境,对人的基本素质提高,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德州城市的发展和现存靓点看,通过扎实有效工作,实现超越发展,不仅是必要,而且是有可能的。但在封闭条件下,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只有纵向的可能性、次序性,而没有超越性;可在现代社会,则可通过新闻媒体,出国考察等多种途径,对外部城市的经验进行借鉴,大胆超越,敢为人先,这不仅少走弯路,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德州运河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益容并蓄,共同发展的动态开放性,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坚决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很大的帮助。水是生命的源泉。德州段运河自汉武帝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以来,特别是隋代开凿贯通以后千余年的时间里,或兴或废,或通或淤,都以其通则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塞则民生凋敝的方式,顽强地向世人发出警示。她以贯通自然水系的方式连通了德州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以人员交流的方式打破了德州区域的文化封闭、以物资交换的方式促进了德州区域的繁荣、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动了德州文化的融汇发展、以风俗民情融汇发展的方式维护了德州区域的政治稳定。这对于我们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大潮中,更好地保持民族特色,维护国家统一,快速发展经济,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顺利融入国际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德州,古老的冲积平原,沃野坦荡如砥,有着“上万年的文化根系,五千年的文明起步”,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文明古邑。如果说黄河长江是我们文明绵延不断、健康成长的摇篮,京杭大运河,则是我们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主题。我们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用科学的发展观,抓住机遇、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京杭大运河德州段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文化古迹丰富的有利因素,加大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研究和科学论证,从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上下功夫,将德州运河文化建设成为集航运、科技、商贸、旅游和环保为一体的绿色长廊,让古老的运河文化再度绽放出绚丽的光芒,再铸德州新世纪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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